延安時期,毛澤東、朱德、周恩來、任弼時等...對攝影工作十分關心,同時也有許多具體指示。毛澤東主席在他的住所親自接待攝影家吳印咸,請他吃飯,勉勵 他“要搞出些名堂來”,并為吳印咸拍攝的南泥灣軍民生產自救的照片題詞:“自己動手,豐衣足食”。攝影家石少華、鄭景康等在延安舉辦展覽,展出他們拍攝的 延安軍民生活、抗大活動、延安風光及中央首長的活動照片。毛澤東主席前去觀看,贊揚他們的工作,稱他們的攝影“能抓住動態”,并希望他們多拍群眾的鏡頭。 由毛澤東主席親自擔任編委,并親自撰寫發刊詞的《八路軍軍政雜志》,就是一份采用新聞照片相當多的圖文并茂的好刊物。朱德把自己保存的柯達相機通過軍委辦 公廳轉贈給攝影工作者。周恩來曾親自組織安排吳印咸等到延安來,每次回延安都親自詢問他們工作情況。

紅軍攝影工作1932年就有了。紅軍 長征到達陜北以后,環境得到改善,牢固的抗日根據地建立起來了。毛澤東、周恩來等關于加強形象宣傳的明確指示,極大地鼓舞了投身革命隊伍中的專業的和業余 的攝影工作者。據蘇靜回憶:“部隊一到陜北,那時正處在西安事變前夕,在西安買了一批膠卷,楊勇同志又送給我一個方盒子相機。據說這個相機還是從馬鴻逵那 里繳獲的,這才又開始拍了。1934年蘇靜拍攝了《朱德總司令在機槍訓練班上的講話》等珍貴歷史鏡頭,后來在平型關大戰中,又拍攝了《開赴平型關前線》等。部隊在官河鎮舉行體育運動會 時,他拍了100多張膠片,洗印出來在部隊舉辦展覽。后來他在甘肅寧縣王家祿拍攝的紅一軍團政治部戰士劇團演出的《紅軍搶渡黃河舞》,反映了紅軍部隊生氣 勃勃的精神面貌。在紅軍時代,反映部隊文藝生活的照片極少,《紅軍搶渡黃河舞》是一幅題材新穎、別開生面的攝影佳作。延安時期造就了一批..的攝影藝術 家。從紅軍時期到解放戰爭結束,中國的(陜西的)軍事攝影經歷了從萌芽到發展壯大幾個階段,作為社會主義攝影事業的搖籃,軍事攝影為新中國培養了很多攝影 骨干,為建立和繁榮中國的社會主義攝影事業起到了奠基作用。延安時期攝影活動發展快,由于急需攝影人才,延安文化俱樂部和延安電影團在抗日戰爭期間,先后 舉辦了五期攝影訓練班。抗日戰爭勝利前夕的第三期訓練班別具特色,主要課程由吳印咸主講,徐肖冰、吳本立、錢筱璋、周從初、馬似友等協助講授。學習分兩個 階段,..階段室內聽講,第二階段在外實習。結業后大部分分配到西北各部隊做攝影工作。1947年夏,國民黨軍胡宗南部侵占延安后,程鐵派韓振杰從延安高 橋村搶救出了堅壁在那里的攝影器材。寶雞戰役中,程鐵、杜修賢、藍天等在敵人槍林彈雨中抬著攝影器材箱子,沖出火力封鎖區。延安的革命攝影為解放區的攝影 開辟了新天地,并吸引、造就了一大批..攝影人才,創作出了大批..攝影作品。

1943年以前,延安電影團既拍影片,也拍照片。1943年后,因膠片困難,以拍照片為主,拍攝的不少栩栩如生的照片,既是珍貴而罕見的史料,也是繼承和發揚延安精神的絕好教材。

    前排左起:劉蘭、張菊、蘇暉、郭鈞、閻素、蔡若虹、馮小朋、陳凡、劉平杜、康波、潘力模、彥涵、蘇晴、白炎、李炎;中排左起:吳咸、夏蕾、陳布文、王曼碩、 吳銘(?)、馬達、毛寧(?)、劉迅、莫撲、古元、張曉非、楊角、楊楷、力群、王福祥、龍行、張望、王朝聞、江豐、葉洛;后排左起:李黑、辛莽、王式廓、 沃渣、胡蠻、華君武、越泮濱、王流秋、孫冶(許珂?)、安林、陳鐵耕、戚單、杜夏。

    延安的攝影工作曾得到許多外國友人的支持與幫助。從世界各地到延安來的外國記者和進步人士,拍攝了大量珍貴照片,為解放區攝影工作作出了積極貢獻。其中..的美國記者埃德加·斯諾、艾格妮絲、史沫特萊、韋爾斯及荷蘭..電影攝影師伊文思等均功不可沒。